公共外交需要智库支撑,第二季开讲

从大国崛起的角度,国际社会常常将今天的中国与当年的德国相提并论。中国梦在吹响中华文明复兴号角的同时,也在开启全新世界梦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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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5日下午,“通识教育大讲堂·原典重温”系列公开讲座第二季的首场报告举行。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义桅以“中国何以精神立国——《西方的没落》及其启示”为主题进行了持续两个半小时的演讲。

中国迎来了公共外交时代,也迎来了中国特色的新型智库时代。智库可成为公共外交的灵魂工程师,可以通过影响政策、塑造舆论、培养人才这三方面为公共外交发挥作用。中国特色的智库在公共外交新时代的使命有三个:一是精神立国;二是打造中国梦;三是国际合作先驱。为此,中国的大学、企业和媒体,都应增加智库方面投入,甚至向智库方向转型,培养智库型大学、智库型企业、智库型媒体。

社会主义精神;反抗精神;伦理;世俗;文明

从大国崛起的角度,国际社会常常将今天的中国与当年的德国相提并论。这基本上是误导舆论,因为中国是自成体系的文明母体,自秦朝以来就是大一统的国家,而德国直到19世纪下半叶才实现统一,是基督新教国家。然而,就其冲破现有话语体系角度而言,两者还真有些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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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迎来了公共外交时代,也迎来了中国特色的新型智库时代。智库可成为公共外交的灵魂工程师,可以通过影响政策、塑造舆论、培养人才这三方面为公共外交发挥作用。中国特色的智库在公共外交新时代的使命有三个:一是精神立国;二是打造中国梦;三是国际合作先驱。为此,中国的大学、企业和媒体,都应增加智库方面投入,甚至向智库方向转型,培养智库型大学、智库型企业、智库型媒体。

【我的一本哲学社会科学书】

在欧洲,“文明”是英、法等先发国家的专利。德国最早成为西方文明的反抗者。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将文化界定为精神层面,而文明为物质层面。以“德意志中心论”取代“西方中心论”,成功让德国精神上站起来。在斯宾格勒之外,另一位德国人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揭示了资本主义领先世界的奥秘:新教,而德语地区是新教发源地,因此德国崛起是引领资本主义先进文明的自然结果。

王义桅教授认为在西欧文明史观之下,“文明”是英、法等先发国家的专利:英、法才是文明的,其他都属野蛮的观念,而德国最早成为西方文明的反抗者。德国文化自觉运动的狂飙突进虽然主要发生在文学领域,其实质则是一场思想范式的战争,歌德、海涅等德国作家的作品都表达出了强烈的反抗精神。而作家和历史学家们对古日耳曼英雄赫尔曼和条顿森林战役的重述和建构,则更明确地将这种反抗精神指向所谓的文明。这表面上是德意志民族的文化寻根,深层却隐喻着对西欧中心论的抵抗。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进一步将文化界定为精神层面,而文明为物质层面。他将世界上每一个高级文化的历史都区分为“文化阶段”与“文明阶段”。他认为西方文明已经进入文明阶段,丧失原有的文化创造力,只剩下对外扩张的可能性。因此,“文明是一种先发国家的自我标榜,它们以此垄断了‘善’的话语权”。就这样,《西方的没落》以文化解构文明,以“德意志中心论”取代“西方中心论”,成功让德国精神上站起来。王义桅教授认为当今中国如何面对普世价值,何以精神立国,这是中国的学术自信、学术自觉必须解决的问题。

传统上,公共外交是政府行为,因为它毕竟是外交。但公共外交又不是传统外交,公共性是其精髓。如何利用好公共资源、更有效地面向公众,全视角、多方位、高水平开展对外工作,对公共外交理论与实践提出鲜明挑战。为此,智库责无旁贷。中国梦吹来公共外交东风,东风要予周郎便,智库便是周郎。

从大国崛起的角度,国际社会常常将今天的中国与当年的德国相提并论。这当然基本上是误导舆论,因为中国是自成体系的文明母体,自秦朝以来就是大一统的国家,而德国直到19世纪下半叶才实现统一,是基督新教国家。然而,就其冲破现有话语体系角度而言,两者还真有些类似。

中国的斯宾格勒、韦伯在哪里?换言之,中国如何面对普世价值,以精神立国?中国崛起如何开创人类崭新的文明形态而不只是民族复兴?如何寻找到中国现代化的五千年文脉?这是中国的学术自信、学术自觉必须解决的问题。笔者在《海殇?——欧洲文明启示录》一书对此做了初步探讨。然而,更多的问题有待回答。概况起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关键词是复兴,三大问题待厘清:

据了解,自2010年学校开办“通识教育大讲堂”系列公开讲座以来,已进行了72讲,包括36讲“学科通识”系列公开讲座、22讲“跨文化沟通”系列公开讲座、6讲“作家谈写作”系列公开讲座以及8讲“原典重温”系列公开讲座,累计听众万余人次。本学期教务处将继续举办“原典重温”系列公开讲座,先后邀请王义桅、欧阳谦、诸葛忆兵、刘后滨、杨庆中等5位学者主讲,面向全校学生开放。

智库可成为公共外交的灵魂工程师

反推德国崛起的历史,可能有助于跳出西方中心论逻辑。德国是先实现精神启蒙,而后实现政治立国的,政治立国也因精神立国而得以最终完成。在欧洲,“文明”是英、法等先进发达国家的专利——英、法才是文明的,其他都属野蛮的观念。德国最早成为西方文明的反抗者。在西欧文明史观之下,德国是一个半野蛮的地区,是欧洲的战场、教皇的奶牛,不得不仰仗西欧鼻息。文化自觉运动的狂飙突进,虽然主要发生在文学领域,其实质则是一场思想范式的战争。歌德的《普罗米修斯》和海涅的《亚当一世》都表达出了强烈的反抗精神,作家和历史学家们对古日耳曼英雄赫尔曼和条顿森林战役的重述和建构,则更明确地将这种反抗精神指向所谓的文明。这表面上是德意志民族的文化寻根,深层却隐喻着对西欧中心论的抵抗。

其一,复兴到何种程度算够?复兴之后就不发展了吗?其二,中国为何要复兴?被西方打败的国家多的是,其中还不乏文明古国,它们就不复兴了吗?其三,如何对待他国的复兴?西方国家本身要不要复兴呢?如果大家都复兴,地球够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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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认为,智库具有三大作用:影响政策、塑造舆论、培养人才。这三方面也是智库可为公共外交发挥作用的渠道。

正如柯林伍德所说:德国人是在“努力从过去寻找成就,并从过去的成就中辨别出自己过去的精神”。赫尔德在《人类历史哲学概念》中提出与文明相对的文化概念,强调了文化主体的民族性和边界的有限性。赫尔德的界定全面突破了只有英、法才是文明的,其他都属野蛮的观念,为德国崛起奠定条件。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进一步将文化界定为精神层面,而文明为物质层面。他将世界上每一个高级文化的历史都区分为“文化阶段”与“文明阶段”。他认为西方文明已经进入文明阶段,丧失原有的文化创造力,只剩下对外扩张的可能性。因此,“文明是一种先发国家的自我标榜,它们以此垄断了‘善’的话语权”。就这样,《西方的没落》以文化解构文明,以“德意志中心论”取代“西方中心论”,成功让德国人精神上站起来。在斯宾格勒之外,另一位德国人马克斯·韦伯此前就将德国人精神上站起来赋予更大的宗教内涵和历史必然性。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韦伯揭示了资本主义领先世界的奥秘:新教,而德语地区是新教发源地,因此德国崛起是引领资本主义先进文明的自然结果。

这说明,中国梦是在自立、自强基础上的自尊诉求,通过不争论的方式寻求国内对未来发展前途的最大共识,同时打造新的国际身份,寻求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的认可,依次承担以下三方面历史使命:

先说影响政策。发布智库报告、组织研讨会、研究员接受媒体采访,是智库影响政策的主要方式。例如,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主任王缉思与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亚洲项目主任李侃如合写的中英文报告《中美战略互疑》于2012年10月同时在中美发布,为建设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起到造势、先导作用。在公共外交方面,智库可以影响政策,也可以解释、推介政策,成为战略沟通的主角之一。

中国的斯宾格勒、韦伯在哪里?换言之,中国崛起如何开创人类崭新的文明形态而不只是民族复兴?这是中国的学术自信、学术自觉必须解决的问题。笔者在《海殇?——欧洲文明启示录》一书对此做了初步探讨。然而,更多的问题有待回答。概括起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关键词是复兴,三大问题待厘清:其一,复兴到何种程度算够?复兴之后还发展吗?不讲清楚中国持续发展是为了人类文明永续发展的逻辑,亦即中国梦的合理性,无法让世人信服。其二,中国为何要复兴?不讲清楚为何复兴的中国才能包容西方,而非重复二元对立的悲剧,亦即中国梦的合法性,便无法让世界心悦诚服。其三,除了近代被西方打败的国家外,西方国家本身要不要复兴呢?不讲清楚中国复兴了如何帮助他国复兴而回馈世界,亦即中国梦的合理目的性,无法让国际社会欣慰。

一是正源,也就是要回答中国复兴的源头在哪里的问题。中华原生文明是中国梦的不竭源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其实也是在复兴并超越五千年中华文明成就。同时,世界对中国梦的需要和期盼,是中国梦的不竭动力。通过复兴中国而复兴世界,是中国梦的历史使命。世界对持久和平与共同繁荣的需要,是中国复兴的永恒追求。世界对中国的需要就是中国复兴的限度。在这一过程中,中国梦让中国成为自己——再造中国。

其次说塑造舆论。罗马俱乐部19世纪60年代发布的报告《增长的极限》,成功制造了可持续发展的全球话题,成功塑造了国际舆论。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每年发布各国军费报告,为国际裁军与军控塑造舆论。皮尤公司不时推出各国调查报告,更是成为舆论风向标。在公共外交方面,智库可以发挥先导性作用,为政策出台造势,为形象推广鼓劲,塑造友善的舆论环境。此外,领导人出访,越来越注重在所在国主流智库发表演讲,阐释政策、影响精英、引导媒体。

这说明,中国梦是在自立、自强基础上的自尊诉求,通过不争论的方式寻求国内对未来发展前途的共识,同时打造新的国际身份,寻求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的认可,依次承担以下三方面历史使命:一是正源,也就是要回答中国复兴的源头在哪里的问题。中华原生文明是中国梦的不竭源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其实也是在复兴并超越五千年中华文明成就。二是正名,也就是解决中国为何要复兴的名分问题。中国是古老文明中唯一连续至今,未被西方所殖民掉的古老文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历史上唯一世俗文明的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终极目标是开创人类新文明——社会主义文明。三是正道,也就是中国如何对待他国的复兴?我们期待各国的复兴,回归人类正道。中国梦的价值在于为世界转型提供“源于中国而属于世界”的器物、制度与精神公共产品。中国梦在吹响中华文明复兴号角的同时,也在开启全新世界梦的时代。(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二是正名,解决中国为何要复兴的名分问题。为此,须突破普世价值与中国特色的矛盾。中国梦将西方普世价值包容成人类共同价值,还原世界的多元性。为什么是中国?因为中国是古老文明中唯一延续至今,未被西方所殖民掉的古老文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历史上唯一世俗文明的伟大复兴。要为中国崛起正名,同时也为社会主义正名,必须撰写出《世俗伦理与社会主义精神》这样的书,说清楚中国崛起是世俗伦理开创社会主义精神的自然产物,中国梦的终结目标是开创人类新文明——社会主义文明,才能让中国梦为世界之所期、各国人民之所盼。在这一过程中,中国梦通过包容西方,让西方成为自己——再造西方。

再说培养人才。智库学者是意见领袖的主要来源,在塑造国内外舆论方面扮演了十分活跃的角色。据统计,美国的主流媒体评论文章,多出自智库学者之手。一些专栏作家,也是智库的兼职研究员和智库活动的座上宾。众所周知,西方智库为政府外交、安全、情治部门储备、培养了大量人才,智库同时也是“人才储备库”。

三是正道,也就是中国如何对待他国的复兴?我们期待各国的复兴,回归人类正道。中国梦的价值在于为世界转型提供“源于中国而属于世界”的器物、制度与精神公共产品。中国梦在吹响中华文明复兴号角的同时,也在开启全新世界梦的时代。在这一过程中,中国梦通过包容世界,让世界成为自己——再造世界。

总之,智库完全称得上是公共外交的灵魂工程师。公共外交是不同国家人民的心理沟通,离不开智库的前期研究、现场造势、事后评估等方面的作用。

(作者是中国人民大学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中国特色的智库与中国特色的公共外交使命

鉴于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特别是新世纪中国外交的任务,中国特色的新型智库,对公共外交的推动作用,继承并超越了上述领域。

其一是精神立国。今日中国之国际处境,与历史上德国统一时颇为类似。北方日耳曼蛮族的入侵导致罗马帝国解体,这是在当时的西方话语霸权——在西欧文明史观之下,德国是一个半野蛮的地区,是欧洲的战场、教皇的“奶牛”,不得不仰仗西欧鼻息。也因此,德国最早成为西方文明的反抗者。德国思想家赫尔德在《人类历史哲学概念》中提出与文明相对的文化概念,强调了文化主体的民族性和边界的有限性。赫尔德的界定全面突破了只有英、法才是文明的,其他都属野蛮的观念,为德国崛起奠定条件。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进一步将文化界定为精神层面,而文明为物质层面。他将世界上每一个高级文化的历史都区分为“文化阶段”与“文明阶段”。他认为西方文明已经进入文明阶段,丧失原有的文化创造力,只剩下对外扩张的可能性。他们成功地让德国精神站起来。类似的情形在中国崛起的今日再现了。在西方普世价值的话语霸权下,中国模式被描绘为另类。中国智库只有提出研究借鉴并超越西方普世价值的核心概念体系,才能帮助中国以精神立国。这是中国公共外交面临的核心挑战。

其二是打造中国梦。中国梦的提出,为中国精神立国指明了方向,带来了希望。长期以来,新加坡被西方舆论描绘为一党专制、家族统治的典型。杜维明先生将新加坡描述为儒家资本主义,成功地改变了外国人心目中的新加坡形象,可谓最成功的公共外交之一。中国特色的新型智库,如何阐明中国梦,说服外界认识到“中国梦也是世界梦”?这是中国智库开展公共外交的又一重大课题。

其三是国际合作先驱。过去我们说,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公共外交时代,我们可以倒过来说,世界的也是民族的。巧公共外交恰如太极,借力打力。有条件的中国智库完全可以通过雇佣外国专家,开展智库公关,借人家的嘴,利用人家的平台为我说话。为此,智库对公共外交的促进作用十分独特、举足轻重。

上述三方面,就是中国特色的智库在公共外交新时代的主要使命。

建设中国特色的新型智库,打造公共外交的智力支撑

如何完成上述使命,是中国特色的新型智库建设必须考虑的重大课题。为此,中国的大学、企业和媒体,都应增加智库方面投入,有些甚至可尝试向智库方向转型,培养智库型大学、智库型企业、智库型媒体。

所幸的是,我们迎来了后西方时代。西方不再是世界的唯一中心和全球化的主宰者。只是,权力格局的变迁还没有完全反应在知识和价值观念层面,有个滞后的过程。然而,我们应为此做好准备,积极推动世界多样化进程。中国是世界格局变化的一个重要参与者,在促进知识从西方中心论走向后西方时代,建设多元知识体系的过程中,应该扮演更积极和重要的角色。

中国对世界的贡献正从器物、制度到精神层面递进。中国崛起,世人首先感受到的是中国制造(Made in China),多指器物层面上,制度方面也只是强调中国融入了国际主流社会,制度创新还不够,观念上和精神上的创新更是不够。近代以来,我们老是在“东学西渐”、“西学东渐”间徘徊,实际上可能将来还有一个“南学北渐”的过程。中国是个南方国家,是新兴发展中大国。在《海殇?——欧洲文明启示录》一书中,笔者就提出,中国发展的意义,不仅在于解决中国自身问题,也客观上为其他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参与全球化提供重要借鉴,为发达国家走出危机和困境提供启示,开启“南学北渐”的新历史进程。

我们不仅要有这种自信,还要自觉推动这一历史进程。这就需要建设中国特色的新型智库提供思想、知识与价值支撑。中国五千年文明从未间断过,而现今发展崛起得这么迅速,为世界所仅有,所以说世界看东方,看中国。中国应当对人类做出较大的贡献,越来越集中在中国为世界提供什么样的器物、制度与精神公共产品这一关键问题上。现在海外研究中国都很时髦,难道我们中国人自己还研究不好自己吗?所以现在开始是中国智库的自觉发展阶段。当然,自觉的前提是自信。就是说,我们要建立中国特色的智库,不是模仿西方智库发展道路。为更好地承担起上述公共外交使命,中国特色的新型智库建设要转观念,创新模式,接地气,引“外脑”、“走出去”,着力打造中国国际话语权。

中国公共外交的春天已经来临,中国特色的新型智库时代也闻汽笛声。智库,为中国公共外交注入灵魂、插上翅膀,使之更加灵巧、更加成功。

(王义桅:公共外交季刊学术编辑,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欧盟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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